《人民日报》 1990年10月28日
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经一度投入时代洪流，奋勇搏击前进，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过杰出的贡献。他上承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下启五四时期的一代革命知识青年。受他启蒙、培育和影响的广大青年和进步分子，称他为“新思潮之首领”，“政治革命之先驱”。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等等，对陈独秀的功绩给予了肯定。陈独秀的一生，前期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推动历史前进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后期从时代前进的列车中跌落下来，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角色。回顾陈独秀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可以引出深刻的教训，以为后人的借鉴。
1879年10月8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县渌水乡陈家破屋。陈家是一个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人称“安庆望族”。陈独秀自幼讨厌八股文，对科举不感兴趣。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已经是一个爱国、反清的革命民主派。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激流勇进，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手。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首先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也在行动上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努力奋斗。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首先由陈独秀等7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党的名称，开始曾叫社会党，经陈独秀写信与李大钊商讨，确定叫共产党。自此，各地建党工作都与陈独秀和上海小组有关。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27年4月第五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历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中央总书记，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陈独秀有密切关系，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进退、成败，都和陈独秀息息相关。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政治上消极、动摇，后来又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撤销了陈独秀的党的总书记和其他领导职务。陈独秀不仅没有接受党的批评，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对党极为不满，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他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在现阶段，应力争彻底的民主的国民会议，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他拒绝参加党的六大，反对六大的正确路线，打着发扬民主，反对“官僚集权制”的旗帜，煽动一些党员反对六大所产生的党中央，并为他们非法的小组织活动制造舆论。1929年春，陈独秀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分子那里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小册子和文章后，逐渐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1929年9月，他同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改名为“无产者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党开除了党籍。1931年春，托洛茨基多次给中国托派小组织写信，要求各托派小组织以陈独秀为中心统一起来。同年5月，四个托派小组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建立了统一的托派中央机构，陈独秀任总书记，出版机关刊物《火花》，并建立了托派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因同伙被捕后供出其住址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这次被捕之前，陈独秀曾四次入狱。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陈独秀被提前释放。
陈独秀在关押期间，始终没有屈服和投降于国民党。他获释后，立即给《申报》馆写信声明：“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罪应属他人”。1937年9月，陈独秀由南京到武汉，后又由武汉到重庆。1938年夏天，从重庆迁居江津，在江津渡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四年。他从重庆迁徙到比较偏远的江津，是和他的思想越来越消沉、颓废有关。虽然他有爱国心，并且拥护发动全民抗战，但在抗战的领导权和指导路线等问题上，却反对我们党的主张。1939年以后，他对世界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的看法日益悲观。他认为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企图由民族斗争而产生出新的国家，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德国、日本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最大。他的最后政治见解，表明他已经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重新坚持他曾经抛弃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1941年12月23日，他致郑学稼的信中说：“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之价值。”“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自居也。”
陈独秀晚年陷于贫困潦倒之中，但从不接受一文不义之财，而安于清贫自立的生活，终日埋头学术研究和写书。如果说陈独秀最后的政治见解已淹没在污泥浊水之中，那么他的文字学著作却堪称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一颗闪光的明珠。他在江津县城居住不到一年，又迁到离县城30多里的偏僻山岗鹤山坪居住。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于孤独寂寞中病死在江津鹤山坪，终年63岁。
纵观陈独秀坎坷的一生，他曾经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而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为创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杰出贡献而又背叛了党;参加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而又提出了取消中国革命的主张。陈独秀这种复杂曲折的变化，固然同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党的状况及共产国际的指导有密切关系，但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很庞杂，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并未彻底克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并未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他1922年8月在《陈独秀文存》自序中所说，五四以来的“几十篇文章……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因此，他不能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车轮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仍然以旧民主主义观点观察中国革命问题，当革命处在低潮时，他的信念就发生了动摇。
他在背叛马列主义的斜坡上滑下去而不能回头，还同他的生活和性格有关。一方面，他有好学深思，积极进取、敢作敢为，尖锐泼辣的品质;另一方面，他有顽固守旧，轻率急躁，孤傲自负，放浪不羁的特性。当他的傲骨面对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的威逼利诱而不为所动时，他的行动是高尚的，他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民族气节的伟人;但是当他的傲骨对着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坚持偏见，拒绝党的帮助时，他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